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，屬於中醫「溫病」中「溫疫」的範疇，即有強烈傳染性和流行性、起病突然、傳變迅速、病情嚴重的一類外感熱病。 今天我們來講中醫對這個病的看法。
中醫學對疫病的認識由來已久。 疫病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和流行性，故歷代醫家對於疫病病因學的問題一直積極探索，進而據此認識和把握疫病發生規律，制定有效的防治對策。
《黃帝內經》提出了五運六氣異常致疫理論：「氣候時令有未至而至、至而未至的太過和不及。 自然界氣候出現異常變化，某氣太過或被鬱均不能發揮正常政令，從而導致人體發生相應的疾病。 2003年的SARS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型流感流行時的五運六氣條件均符合《黃帝內經》中鬱氣待時暴發，后三年化疫理論。 2003年SARS發生之後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設立"運用五運六氣理論預測疾病流行的研究"課題。
到了東漢，張仲景在《傷寒雜病論》中記載了疫病傳播的季節：「從春分以後，至秋分節前，天有暴寒者，皆為時行寒疫也。 "在這段話中，指出了時行瘟疫的流行原因是由於：在應該變暖的春天出現寒冷的氣候，在大熱的暑天反而天氣涼爽，在秋高氣爽的季節卻汗流浹背，在三九寒冬感受到了小陽春的溫暖。 比如2019年小寒當天，上海氣溫一度高達20攝氏度。
這些例子提醒我們：氣候反常，疫病蠢蠢欲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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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清初，出現了一位偉大中醫，中國傳染病第一人——吳又可。 他的偉大之處在於，認為瘟疫之因，為無形之"戾氣"，從口鼻侵入人體，疫毒有多種，各有"特適"性和"偏中"性，即不同病原體具有侵犯一定臟器的特異性，人或動物對某種病毒也具有不同感受性。 1644年吳又可的《溫疫論》出版了，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急性傳染病的醫學書籍。 他在書中把戾氣侵入途徑分為"自天受"（空氣傳染）和"傳染受"（接觸傳染），既可形成流行之疫，也可出現散發之疫。
在古代中醫學文獻中，描述疫病常和"邪毒"倆字一起出現。 "邪毒"有多重含義：邪毒之名是強調其外感熱病病因的毒力和危害程度;同時也包含著區別一般外感熱病和急性傳染病病因之意。 病邪亢盛，病情深重，病勢多變。
百毒不侵，只能提高自身戰鬥力。
提升戰鬥力方法可以大致分為加強裝備和加緊訓練兩大類。
加強裝備，也就是防護措施，包括開窗通風，不去公共場所溜達，把自己洗洗乾淨，帶上防護性的口罩，乃至提前打疫苗等等。
加緊訓練，這就關係到因人而異了。 老人兒童和身體虛弱者，是最易感人群。 這部分人的抵抗力不足。 用兵一時，先要養兵千日，這個道理很樸實。 如今兵臨城下，箭在弦上，請問中醫寶庫里面有沒有一件鎧甲可以抵擋一陣的？
有！ 又沒有！
有。 比如玉屏風散：玉屏風散出自元代朱丹溪的《丹溪心法》，由黃芪、白術、防風三味葯組成，是益氣固表的代表方。 主治肺脾氣虛，表衛不固證。
衛氣，可以比作城兵，人體城兵的數量多寡，品質優劣，取決於脾胃之氣的強弱。 肺與免疫主要體現在衛氣溫養臟腑肌表皮毛，調節汗孔開合，就像巡邏的城兵抵禦外邪。
從這個角度說，玉屏風散的確具有戰袍的作用，可以禦敵。
玉屏風散調節脾胃，增加免疫。 我們在臨床各科都能看到玉屏風散的身影，用它加減治療有關免疫功能紊亂疾病效果顯著。 但是單用玉屏風散有局限性，不僅需要結合疾病辨證論治，有時也需要聯合用藥，才能使其發揮最大作用。
之前的SARS、甲流期間，有全民喝板藍根的事情，有蓮花清瘟口服液賣斷貨的情形，還有川貝枇杷膏在美國成為神藥霸佔亞馬遜銷售榜單。 這些不是把中醫中藥神化，而是不分病因，不講辨證，妖魔化中醫中藥。 中醫中藥不是網紅，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整體辨證。 療效容不得虛假，生命不需要炒作。
這段話想表達的是：沒有百分之百的金剛不破鎧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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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來說個事。
建安二十二年，發生了一件重創中國文學史的事件。
"建安"是東漢末年獻帝劉協的一個年號。 東漢末，董卓亂后，軍閥割據，群雄爭霸。 曹操佔據鄴城後，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，如百川赴海，相繼歸附到曹氏周圍。
這個文人集團，以「三曹」為領袖，以「七子」為代表。 七子，又被稱為建安七子，他們是：孔融、王粲、阮瑀、徐幹、陳琳、應玚、劉楨。 一個個響噹噹的名字，建起了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。 "俊才雲蒸，作家輩出"，各種文體得到發展，毫不誇張的說，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。
他們寫征戰之苦，述社會之亂，相互批評、磋商，共同提高寫作水平，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，給後人留下了「建安風骨」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建安七子中，孔融被殺於建安十三年（西元208），阮瑀病逝於建安十七年（西元212）。 剩下的五人，依然和"三曹"在文學上積極互動，佳作頻出。
然而，建安二十二年，五人全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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